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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高校分類發展成為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滿足社會需求、增強高校競爭力的重要路徑。《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要求“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區分綜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確各類高校發展定位”“建立分類管理、分類評價機制，在辦學條件、招生計劃、學位點授權、經費投入等方面分類支持”[1]。高校分類評價在引領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方面，發揮著引導、診斷、改進、激勵等重要功能，對于破解高校“千校一面”“千篇一律”等問題具有關鍵作用。我們應在把握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戰略需求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國內外高校分類評價的實踐探索與經驗，進而明確構建高校分類評價機制的實施路徑。

　　分類評價是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重要動力

　　當前，我國已建成世界最大規模高等教育體系，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世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在此背景下，分類發展成為優化高等教育結構、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實現高校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2]。同時，科技創新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高校應主動發揮其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重要結合點的功能，使不同類型高校確立不同的功能定位，分類發展、各盡其責，一方面勇挑科技創新重擔，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另一方面聚焦產業需求，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培養大量高素質人才，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

　　然而，我國高等教育具有“后發外生型”特質，高校為了減少探索和試錯成本、迅速提升教育水平，往往會模仿發達國家的模式和經驗，導致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校在辦學理念、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趨于一致，缺乏自身特色和差異化定位。同時，近二十年來我國有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是通過合并、升格組建而來，建校時間普遍較短，大多靠“模仿”“借鑒”傳統本科院校以求實現“彎道超車”[3]。這造成制約我國高校持續發展的“趨同化困境”，主要表現為不同層次定位、不同科類性質、不同人才培養模式的高校分類趨同化和同類高校的內部趨同化[4]，各類高校在發展戰略、學科設置、人才培養目標等方面普遍追求綜合性大學的模式，而相對忽視了自身的特色。

　　因此，面對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科技革命的快速變革，以及發揮高等教育“龍頭”作用以支撐服務教育強國建設的形勢要求，亟須建立分類評價機制，引導分類推進高校改革。

　　一方面，分類評價是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動力機制。《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指出要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校科學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5]。分類評價對于引導高校改革發展方向至關重要，作為一種外部激勵機制在高校體系內引入了“異構壓力”，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同構態勢，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分類評價指標體系，為不同類型的高校設置差異化的評價標準，引導高校主動調整發展策略，通過發揮自身優勢特色爭取更多辦學資源，從而形成持續的自發內驅力。

　　另一方面，作為高等教育現代化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分類評價是推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高校分類評價強調參與和多元共治，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主張、關切和觀念都能得到公平展示，能夠推動從傳統的管理主義范式向治理主義范式轉變，有助于實現高等教育系統的動態演進和多樣化發展[6]。

　　以分類評價機制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探索與經驗

　　從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來看，多樣化和分類發展是一個長時間段的、自然的歷史進程。不同國家地區組織根據自身的教育體制和發展需求，采取了不同的分類評價方法，如美國卡內基分類體系按學位授予類型將高等教育機構分為博士學位授予高校、碩士學位授予高校、學士學位授予高校、學士/副學士學位授予高校、副學士學位授予高校、特定領域高校以及部落高校等七類，已成為當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高等教育機構分類體系[7]。歐盟“大學地圖”(U-MAP)根據大學的學生概況、教育概況、科研投入、知識轉化、地區參與性、國際化等六個方面指標，從學位層次、學位方向、學科范圍以及學生群體規模四個維度制定出高校分類框架[8]。日本通過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以“世界卓越、特色優勢、地域貢獻”三組類型對86所國立大學的功能定位進行了重新規劃，推動高校在不同層次、不同功能目標分類發展，改變國立大學同質化傾向[9]。不同高校分類體系的核心目標都是推動高校發揮各自優勢，實現特色發展，提升教育和科研水平，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自20世紀50年代院校調整以來，我國在宏觀管理實踐中有過多種類似分類的描述，梳理其脈絡，可歸納為主要從學科門類、行政隸屬關系、舉辦者身份、重點建設的政策等不同角度，對高校賦予不同的結構性定位。從地方探索來看，我國高等學校分類管理和評價已經進入實質操作階段。例如，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市)相繼開展了分類管理的實踐探索，其中上海在全國率先啟動且成效較為顯著。

　　上海依托“一市兩校”教育綜合改革國家試點的契機，于2015年12月發布《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結構與發展規劃(2015—2030年)》，率先開展分類管理的探索性實踐。改革歷經了“理論探索與規劃編制”“規劃入法與政策制定”“組織實施與動態優化”三個階段，提出基于人才培養主體功能定位和學科專業結構的二維分類體系，以高校人才培養功能定位為主軸，根據以培養學術研究人才為引領、以培養應用研究與開發的人才為重點、以培養專門知識和技術應用人才為主體、主要培養專科層次的操作性專業技能人才四個分類定位，劃分學術研究、應用研究、應用技術和應用技能四個類型;以縱坐標為輔軸，根據學科門類或專業大類集中度，劃分綜合性、多科性和特色性三個類別，縱橫形成“十二宮格”圖景，并遵循“政府政策引導、高校自主選擇”思路，由高校自主確定發展類型并在選擇后保持相對穩定性，淡化層級色彩、強化類型導向，推動上海高校實現從“一列縱隊”向“四列縱隊”發展格局的轉變。

　　在分類評價指標方面，以共性和個性相結合的指標設置為抓手，牽引人才培養結構分類優化。針對四種高校類型，聚焦高校五大功能分別制定評價指標，設置4個一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30余個三級指標及相應權重。基于人才培養類型結構差異和高校人才培養特點，設置類型特色指標、學科專業特色指標。給予學校相應評價自主權，自選給定指標、自定定量指標、自述定性指標權重達30%以上。對照相應指標和觀測點開展分類評價，牽引高校“專注優勢學科專業”“緊密對接行業產業”，推動高校優化人才培養結構。

　　在分類評價實施方面，以多元開放的操作實施為依托，動態提升指標科學性和評價結果權威性。上海高校分類評價由省級教育督導部門歸口負責實施，建立并持續完善了“評價動員部署—高校信息報送—公開數據歸集—專家實質性評價—同類型學校互評—評價結果使用—反饋改進激勵”等全流程透明公正的操作程序。將“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學科評估、本科教學審核評估，以及高校辦學和人才培養的最新要求及時納入指標觀測評價范圍，提高了指標兼容度，避免了重復評價。針對每所高校分別形成綜合評價、效益評價、增值評價三種結果，多維透視辦學成效，提升了評價的權威性。

　　在分類評價結果運用方面，以深化評價結果掛鉤運用為驅動，引領高校形成確保人才培養中心地位、實現特色發展的內生機制。將評價結果作為政府制定實施全市高等教育政策和分配資源的重要依據，實現與高校重點建設、經費投入分配、教師薪酬增量、招生計劃安排、辦學績效考核等有力掛鉤，推動研究型大學以培養“高精尖”研究型人才、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為己任;應用型大學致力于培養各領域的高水平應用型人才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高職專科類院校強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專注于培養技能型人才和未來工匠。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雖然上海高校分類評價改革成果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一定的“溢出效應”，但目前全國尚沒有在分類評價體系和分類評價標準上取得較為一致的共識和具有包容性的政策方案[10]，部分分類評價方案及指標體系的構建理念依然比較注重強調高校的“層次”，未能充分體現高校以人才培養為核心、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辦學目標和服務面向[11]，因此，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校分類評價機制迫在眉睫。這就需要我們梳理上述國內外構建分類評價機制的實踐經驗，結合我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現實情況與戰略需求，進一步思考和把握以分類評價機制引領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關鍵要點與實施路徑。

　　以分類評價機制引領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關鍵要點

　　從以上國內外的實踐探索，特別是上海高校分類評價的制度化實踐經驗中可以看出，通過政府總體規劃、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牽頭、第三方評估機構具體操作、高校積極參與，有效實施分類評價，能夠促進高校明確分類發展目標，增強內生動力，彰顯辦學特色，深化人才培養結構性改革，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辦學質量提升。結合《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的整體戰略謀劃，以分類評價機制引領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要抓住以下關鍵要點。

　　一是突出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高校是人才培養的主陣地，分類評價應以立德樹人成效作為根本標準。牢牢把握“全納”“多樣化”“質量”等普及化核心內涵，滿足發展新質生產力對人才培養多元化結構的需求變化。評價指標應重點關注人才培養結構和質量，把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彰顯人才培養特色水平等作為核心觀測點，對不同類型高校優化人才培養定位形成有力牽引。

　　二是實現評價標準的多元化。隨著高等教育多樣化需求的增加，要更加注重多元化評價標準的應用，構建與不同類型高校相適應的分類評價指標體系，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需求，遵循不同辦學定位與發展目標，設置差異化的評價內容和權重分布，并給予學校相應評價自主權，設置一定比例的“自選”“自定”“自述”指標，確保評價體系能夠全面反映不同類型高校的特色和優勢。面向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問題和挑戰日趨復雜化，需要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相互融合方能有效應對和解決，高校學科專業特色成為不同類型高校特色優勢的集中體現，分類評價應將高校的學科專業特色及其交叉組合模式作為重要分類依據。為更好地服務于新質生產力發展，高校分類評價標準要涵蓋學科專業(群)動態調整機制、經濟社會緊缺人才培養、探索前沿科學問題、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主動融入和支撐區域及行業產業發展、產教融合機制與成效等不同方面的表現與貢獻度，重視對高校特色性發展的評價。

　　三是以數據驅動智能評價。教育大數據對于提高決策科學性與支撐教育治理轉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12]。目前在高校分類框架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構建方法上，較多側重于理論研究，分類框架設計上側重于定性研究，分類體系設計較為主觀，缺少教育統計數據支撐下的實證依據，較少運用全國教育事業統計數據對高等學校特征指標進行分析;較少使用國外高校分類采用較多的聚類分析、機器學習方法、潛在類別分析等方法;對于指標構建，缺少指標構建后的分類評價數據模擬。因此，要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通過數據驅動的智能評價，提升評價的精準度和效率，建立穩定科學高效的高校分類評價數據信息收集、處理、分析、應用的數字化、智能化體系，并結合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打通“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學科評估、本科教學審核評估系列數據壁壘，避免重復評價。

　　四是將全球視野與本土實踐結合。在吸收國際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中國高校的實際情況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分類評價機制和實施路徑，在高校分類評價的實踐中凝練中國教育治理特色，為參與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此外，要將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能力作為重要評價指標，并與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等不同戰略區域的產業布局和發展需求相適應，引導高校支撐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以分類評價機制引領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實施路徑

　　在立足國內外改革經驗，抓牢四個關鍵要點的基礎上，以分類評價機制引領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應通過頂層設計、試點先行、逐步推進和政策協同等方面的努力，確保高校分類評價體系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1.加強頂層設計，理順分類評價體系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已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作出了整體規劃，提出“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區分綜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確各類高校發展定位”，并要求“根據不同類型高校功能定位、實際貢獻、特色優勢，建立資源配置激勵機制，引導高校在不同領域不同賽道發揮優勢、辦出特色”[13]。與之相應，為確保分類評價體系的科學性，頂層設計需要構建一套統一的分類標準框架，包含多個維度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但不限于教學質量、科研水平、學科建設、社會影響力、創新能力和國際化程度等，能夠全面反映不同類型高校的核心競爭力和發展潛力。一是注重前沿科學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及創新團隊培養，推動重大科技創新和國際學術交流;二是結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強化應用研究和地方服務，培養區域緊缺人才;三是緊密對接行業需求，深化產學研合作和行業技術攻關，培養專業技術人才和行業特色人才;四是聚焦職業技能培訓和實踐能力提升，開展校企合作和工學結合，滿足產業一線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

　　設計科學合理的評價機制是頂層設計的重要環節，要堅持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則，確保評價過程的嚴謹性和結果的可信度。評價過程中要充分采集和利用客觀數據，并在指標設定和權重分配上合理平衡，避免單一指標過度影響最終評價結果。此外，評價機制還應具備一定的靈活性和動態性，以適應高校發展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可以引入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評價方式，通過量化指標反映高校的基本發展情況，同時通過專家評審、同行互評等方式綜合評價高校的特色和優勢。

　　頂層設計還應注重分類評價結果的應用導向，成為引導高校未來發展的指揮棒。必須明確分類評價結果與政策資源分配、績效考核、人才培養規模及結構調整等方面的掛鉤機制，從而鼓勵高校合理定位，進而突出特色、提升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還應考慮高校對分類評價結果的認同感和接受度，及時向高校反饋評價結果及改進建議，并提供合理的復議渠道，形成有利于高校多元化發展、特色化發展的良性循環。

　　2.開展試點先行，積累經驗做法

　　在選擇試點高校時，應綜合考慮地域差異、學科分布、辦學類型和發展階段等因素，確保試點高校具有代表性。例如，可以在東、中、西部地區分別選擇若干所不同類型的高校進行試點，涵蓋全國不同區域和類型高校的特征，有助于全面了解分類評價體系在不同環境中的適應性和效果。

　　試點過程中應明確試點目標和任務，建立健全試點工作機制。試點高校需要制定詳細的試點方案，包括指標體系的落實、數據收集與分析、評價程序的執行等。教育主管部門應對試點工作進行全程跟蹤和指導，確保試點工作按照預期計劃有序推進，并對試點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及時給予政策和技術支持。

　　在試點實施中，重點應放在驗證分類標準和評價指標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上，按照分類標準和評價指標體系，全面梳理高校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科研創新、社會服務等方面的情況，通過數據采集和實地調研，逐步建立分類評價數據庫。通過試點工作發現分類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中的不足之處，如某些指標在實際操作中難以量化或評估，某些評價標準對特定類型高校缺乏適應性等，并及時開展研討和修訂完善，確保分類評價體系的合理性和科學性。

　　3.過程逐步推進，循序漸進建設分類評價體系

　　基于試點經驗，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廣分類評價體系時，需采用分級推進的方式，以確保評價的適應性和針對性。按照高校類型和發展階段實施分類評價，以確保評價標準能夠切實反映不同類型高校的特點和需求。對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高校，分類評價應有不同的側重點。對于發展較為成熟的高校，評價體系應更加注重其持續創新能力和綜合辦學水平的提升;對于發展中的高校，則應更加關注其基礎能力建設和特色發展的潛力。

　　實施過程中還應結合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靈活調整評價標準和指標權重。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產業結構和社會需求各不相同，高校的辦學重點也會有所差異。分類評價體系應結合地方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評價標準和指標權重，確保評價體系不僅符合國家戰略需求，也能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建立健全分類評價的反饋和調整機制，定期對評價體系的實施效果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不斷調整和優化評價指標，通過反饋和調整機制確保分類評價體系在推廣過程中始終保持科學性和適應性，為高校提供持續的、有針對性的指導。

　　4.促進政策協同，營造良性改革環境

　　分類評價的實施應與政策協同推進，以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態環境。在分類評價結果的基礎上，政府應根據高校的不同類型和發展需求，制定差異化的資源配置政策。例如，對于研究型高校，應加大科研經費的投入力度，支持其在基礎研究和前沿領域的探索;對于應用型高校，則應優先配置產業合作項目、技術轉化資金和產教融合平臺建設資金;對于技能型高校，應重點配置與技能培訓、職業資格認證和工學結合相關的資源。通過科學合理的資源配置，能夠有效引導高校集中力量發展自身優勢領域，避免同質化競爭，真正實現“各安其位、各展所長”。

　　建立完善的評價結果運用機制。分類評價結果不僅是對高校辦學質量的客觀反映，更應成為制定和調整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據，應將分類評價結果與高校的政策支持、經費投入、學科設置、招生計劃、職稱評定等緊密掛鉤。同時，建立起評價結果與高校內部管理和決策機制的聯動，讓高校能夠根據評價反饋及時調整辦學策略，提升教育質量。

　　同時，應加強社會各界對高校分類評價的參與和理解，通過政策引導、輿論宣傳和社會監督，提高社會對分類評價結果的認可度和信任感。建立公開的評價結果發布平臺，定期向社會公布高校的分類評價結果和發展情況，讓社會各界了解高校的實際辦學成效。同時，鼓勵社會力量，如用人單位、行業協會、第三方評估機構等參與到高校的分類評價中來，進一步提升評價的客觀性和權威性。